梁裕 | 更美好的醫療時代

梁裕

更美好的醫療時代

人 物 介 紹

梁裕,主任醫師,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骨科副主任,脊柱外科主任。中華醫學會骨科學分會脊柱學組委員,國際內固定學會AO脊柱亞太理事會理事兼培訓委員會主席。中國醫師學會內鏡分會常委兼脊柱內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學會骨科分會脊柱顯微學組組長,上海中西醫結合學會微創骨科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國內10餘家專業雜誌常務編委,編委。

擅長各種脊柱骨折脫位伴神經損傷,各類脊柱畸形,包括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彎、先天性脊柱側彎、成人脊柱側彎以及創傷后脊柱畸形等,各類脊柱退行性疾病,包括椎間盤突出,椎管狹窄,腰椎滑脫等的微創手術治療。對於骨質疏鬆症以及骨質疏鬆性脊柱骨折也有獨到的認識和診治方法。

採訪筆記

“導演李安說,我雖然做了人家的先生,做了人家的父親,但並不是理所應該得到她們尊敬的。我現在每天的努力,都在賺取她們對我的尊敬。我雖然做不到李安的成就,但我每天也在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家人開心了,病人認可了,我也就很滿足。”說這段話的時候,我和他的眼中都有一點瑩光,我知道,這是男人最柔情的時刻,我突然發現,他三十年的性格變化有點像李安,從寡言拘謹,變得和煦溫暖,通透大度,“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我對他說,是三十年的手術台成就了你。

六零年代生人,他的身上有那個時代的特質,擔當與責任,“像一枚種子,被風帶走,被鳥銜去,總會在一處落下地來,生根發芽,我的適應性很強,人生有許多巧合,不由自主,但應該相信,你可以跨過內心的河流”。

從一個熟讀唐詩宋詞,翻爛了一本《稼軒長短句》的文學青年到穿上一襲白袍,從畢業理想中的醫學科研人員,到臨床外科,從骨科醫生到脊柱外科專家,每一步似乎都不是他的選擇,但是,並不妨礙他今日的成就。

“我們的特點是微創脊柱外科,在同行里也是佼佼者。我願意試新,我對世間萬物都保持着好奇心。”他說。他很欣慰,微創脊柱技術使年逾九旬的老人有了手術的機會,而顯微外科除了提高手術的精細和準確以外,也給了他的學生和助手更好的學習體驗;他是中國第一個將谷歌眼鏡用於脊柱外科手術的醫生,也是第一個將3D立體教學用於脊柱顯微專業培訓的醫者。當下,他正在醞釀脊柱顯微手術的VR直播,“相信對教學有很大幫助,身臨其境。”

病人說,他心慈面善,頗有菩薩相,他呵呵一笑,有誰知道我之憂思與焦慮。他的焦慮,通常在他喜歡的古典音樂中化解,他不喜貝多芬、馬勒,他喜愛維瓦爾第、莫扎特。“人生已經是百轉千回風波起,我更願意在美好的樂章中,獲得靈感和寧靜。”

而他的憂思在於脊柱外科領域的未來。“其實,大數據時代的洪流是擋不住的,某一天,病人和醫生間的信息鴻溝將不復存在,病人會說,我家的下水道壞了,是堵住了,你幫我修一下——他什麼都明白,只是不會修理而已。到那個時候,診斷已經不是醫生的強項,而是如阿法狗一樣的大數據的強項,而當治療也開始有了手術機器人時,醫生的作用就更加弱化了。”

他在通讀一本《未來醫療》,他說,醫學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依賴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脊柱外科領域來說,公認的發展方向是微創脊柱外科,節段保留技術,計算機導航和機器人技術以及脊柱的生物學治療,其中任何一項都無法脫離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存在和發展。

“在大數據開啟的智能時代下,醫療領域將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以患者為中心的民主醫療時代即將到來。醫療模式的民主化,決定了醫療行為不再是醫者的單向施與,而是醫患的共同參与。在民主化的醫療模式下,充分傾聽病人的訴求,樂見病人的參与,並根據不同的病情,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背景開展個體化的醫療,是醫者的必然出路。”

採訪結束時,這一屆奧斯卡金像獎揭曉,爆出一個大烏龍,我對他說,由“雌雄大盜”的組合來頒發最佳影片獎,無論得獎的是《月光男孩》還是《愛樂之城》,都體現了兩個時代間的傳承和交替。對於已經傳奇落幕的沃倫比蒂來說,得主究竟是誰,並不是那麼重要了。就像他自己說過的那樣:我老了,我也年輕;我聰明,我也愚蠢;我的浪潮來了,也會退去。

他點點頭,細節見人品,在這場烏龍中,很欣賞一個男人,他是《愛樂之城》製片人之一,喬丹·霍洛維茨。“作為第一個發言的製片人,他可能也是第一個反應過來的當事人。但他不慍不惱,重新接過話筒,親自宣布,最佳影片是《月光男孩》。這不是玩笑,這句話,他說兩次。然後親自將小金人送到《月光男孩》手中。不得不說,這樣的風度,同樣讓人激賞。”

我說,事實上,《月光男孩》和《愛樂之城》花落誰家,也都是好萊塢的勝利。看看這兩部電影的導演。《月光男孩》,巴里·詹金斯,今年38歲,這才是他執導的第二部長片。《愛樂之城》,導演達米安·沙澤勒,今年才32歲,這樣的人才更迭、這樣瀟洒的格局怕是本國電影人應該羡慕和反思的吧。

他沉默片刻,“狂歡會過去,拍電影的人還是前赴後繼,最終他們都應該找到自己心裏那座城、那道月光,這才是動機、意義和功德能統一的唯一路徑。這和每一位醫者一樣,心裏也有自己的奧斯卡,只是,我們的《月光男孩》和《愛樂之城》在哪裡?”

1棄文從醫

梁裕說,自幼喜愛文學,少年時參加上海市的語文競賽,從不走空。直到現在,家裡還留着當年語文競賽的獎品——全套《史記》,漢語詞典等。

1980年他參加高考, 但由於一場文革的烙印,再加上理科成績也不錯,父母死活不允他報考文科。班主任親自找上門,認為他放棄文科實在太可惜,埋沒了上天賜予的才華。“說來好笑,文學的底子來自那個荒唐歲月。那時候整日搞運動,批三字經,批林批孔,年紀小也分不清對與錯,罪與罰。既要批判,就要了解一下,這一來,竟看了不少國學經典。”現在說來,梁裕哈哈一笑,雖然沒有踏上文學之路,但是詩書的熏陶讓他終身受益,就像靈魂有了一個朋友,不再孤獨。“不過最後的填報是這樣的,想到孫中山、魯迅、郭沫若都有從醫的經歷,於是糊里糊塗就選擇了醫學。”而就是那一年高考,作為理科考生,他的語文單科成績卻是全上海第一。

考入上海第二醫學院,梁裕開始了五年艱苦的學醫之路。“除了學習就是學習,和綜合性大學比起來,埋頭讀書,缺乏眼界,很少和外界交往。依稀記得,學校里組織藝術講座,請來了韓天衡大師主講,我興緻盎然,是那個時期學會了篆刻。”

畢業后留在瑞金醫院,梁裕說,分到骨科也是個偶然,當時骨科主任說需要人高馬大的學生,我個子181cm,可不就招來了嘛。“真正喜歡上骨科,是工作一兩年後——我覺得,骨科是容易有成就感的,一個車禍,病人骨斷筋連,一身喋血,通過急救處理,效果立竿見影,不管技術難度如何,病人會立馬誇你水平高。這時候感覺特別不一樣,被需要,有成就感。”

梁裕坦言,當初選擇專業方向的時候,脊柱外科遠沒有現在這麼熱門,骨科醫生一般不願意選擇脊柱外科——因為脊柱外科風險大、療效主觀——更多的人,原本是麻、酸、脹、痛,做完治療後效果較難評判。民間也對脊柱手術視為畏途,總覺得一不小心就會癱瘓。“這是一座高山,攀登的人就少了。我選擇脊柱外科,是想着事情總要有人做,也想證明自己。”

2從國外搬回成果

1993年,梁裕被公派摩洛哥參加醫療援助,對他來說,這是被記住的兩年,和生命中很多個兩年不一樣。“要拓寬一些眼界,要多結識一點人,多了解一些事情,我認為,人生的寬度和厚度,比起長度更重要。”同去的中國同行,有的度日如年,每天在牆上划正字,計算還有多久可以回國,他卻在用心體會、用心生活。他結識了很多朋友,商人、官員、學者等,有時也應邀去當地的法國文化中心給學生講中國文化課,過得有聲有色。“援外的經歷教會我什麼是隨遇而安,什麼是事在人為。”

1996年,梁裕又前往法國,在格勒諾布爾大學醫學中心骨科進修。“法國包容性很強,所以更適合出大師。打個比方,當年法國人口6000萬左右,據說全國卻有900家人工髖關節公司。那裡的醫生只要稍微有些創意,就可以嘗試,試錯,再不斷改進,精益求精。”

“出國看到的是震撼。”梁裕說。出國之前,對脊柱外科的理解相當原始的,瑞金醫院開始做脊柱矯形手術是源於一位醫生去北京參加加拿大醫生舉辦的學習班,回來模仿着做的,理念和器械、方法都十分落後。而在法國,醫生們使用的是SOFAMOR公司製造的全套工具,在那時,國外脊柱矯形的理念、方法、器械都已系統化。

1997-2005年,梁裕又先後去了美國拉斯維加斯,英國倫敦和法國波爾多進修學習。“那幾年,就像一塊海綿,拚命吸收別人的經驗,把外國的成果往國內搬運,從模仿開始。”

光陰荏苒,到了2013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脊柱學術大會上,當梁裕做完演講,一位國外同行過來打招呼——他遇到了16年同在拉斯維加斯學習的美國同行,10多年過去了,他也已經是美國有名的脊柱外科醫生了。“感謝這個開放的時代。我們之間的知識和專業懸殊已經不復當年,我們已經具備與西方同行平等交流的實力和能力。”

3脊柱微創手術

2003年,梁裕開始領銜瑞金醫院脊柱外科專業組,剛開始科室只有三四個同事,規模不大,他認為,要拼出特色,把脊柱外科打造成了瑞金醫院的一塊特色招牌。

“其實,1996年我內心就做好了微創的迎接準備,彼時,微創的概念尚未形成,但是如何減少手術的創傷等,會有一些思考,直到時代走到這裏,把微創推上歷史舞台。”比如老年人的骨質疏鬆性椎體骨折,過去傳統治療就是長期卧床,病人非常痛苦,併發症多,死亡率高。本世紀初出現的椎體強化技術,一個手術只需要縫合一針,卻能大大縮短病人的卧床時間,改善病人的痛苦,顯著降低死亡率。如今,這一技術幾乎成為老年人此類骨折的診療常規。梁裕說。現在他的科室,有50%以上的手術是微創,例如椎間盤的手術、脊椎側彎的矯正等。“年齡偏大的病人,七八十歲無法接受開放手術——手術過程要輸很多血,他們原來是沒有手術機會的,微創都可以嘗試。比如側路椎間融合手術,分期來做,第一次手術最多輸入100cc的血,一周后重新評估,做第二次手術,幾乎不輸血。”

血源的短缺和枯竭,近年來也對大開大合的開放手術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微創脊柱外科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應對之策。梁裕說,這幾年,手術量在逐年增加,但用血量卻下降了。病人高興,醫生欣慰,醫院也滿意。皆大歡喜,何樂不為?

多年前,一個96歲的病人,腰椎骨松性骨折。多家醫院婉拒手術。病人輾轉找到梁裕,說如果繼續受罪,活那麼長干什麼?思忖再三,梁裕決定一搏,給他做了微創手術,手術很成功,恢復效果好。“醫生治病的過程,也是接受病人教育的過程。患者有選擇的權利,醫生能做的,是利用技術為病人的選擇爭取利益。”

4

脊柱顯微手術

“有些醫生說,現在開放手術做得很好,為什麼還要搞微創?我認為,要為年輕的醫生考慮。年長的醫生不願意接受新的知識技能,情有可原,但至少不要反對,把新技術引進了,讓年輕的醫生有機會學。年輕醫生是醫院的未來,也是醫學的未來,應當給他們的未來做好準備。”

脊柱顯微手術,國外1980年代已經廣為接受,在國內卻少有人做。一是沒有這方面的培訓,二是早期國家貧窮,一把醫療專用鉗子都買不起的年代,很多醫院還沒有來得及買上顯微鏡,更無從談起顯微手術。

“以前沒有顯微鏡,做手術時,經常要叫護士調整無影燈,燈是很難打的。顯微鏡的一大好處是自帶光源,能直接照到手術野深部,第二個好處才是放大,做脊柱手術不需要放大很多倍,一般放大5-6倍就可以了。肉眼下做出來的手術,和顯微鏡下做的手術成色是不一樣的。”梁裕表示,“眼睛近視了,要配戴眼睛,耳朵不靈了,有助聽器。這個時代很了不起,有那麼多先進的工具,可偏偏有人不去用。工具是人的能力的補充和延伸,藉助工具,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說得尖銳一點,人和動物的最大差別,就是善於使用工具——這好像是馬克思說的。”

瑞金醫院是教學基地,作為教學醫院,要解決手術當中攝錄和轉播的問題,梁裕是我國第一個用谷歌眼鏡做脊柱手術的人。“如果沒有這些先進的科技手段,學生會看不見,助手也會感到無趣,用顯微手術的話,至少能通過旁邊的屏幕知道主刀醫生在做什麼。接下來,我打算利用VR做手術,讓學生身臨其境。每一次嘗試都是有風險的,但是不能因為規避風險就止步不前。”

他說,這和性格有關,不僅僅和專業相關的願意嘗試,和專業無關的,他也願意嘗試。“保持好奇心是外科醫生的素養,我感謝瑞金醫院寬容的環境,沒有扼殺這種好奇心。”

這是位走在時代前沿的醫者,他喜歡科技,喜歡利用工具,永遠保持好奇心,也正因為有這樣的醫者,我們才有希望走入更美好的醫療時代。

口述實錄

從醫幾十年,您有什麼遺憾嗎?

我喜歡維瓦爾第,能很快讓我平靜下來;我的車載音樂是莫扎特——德奧古典音樂很單純,旋律美好,我非常喜歡。

您認為醫學的價值是什麼?

悲憫。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我們做的是救死扶傷,把弱小都保存下來,也許和進化論並不契合,但我們的職業要求就是悲天憫人。

如果退休了,您會做什麼?

遠離當下,真正的退休。做些感興趣的事情,比如寫作,和一些雜誌欄目簽約,攝影、旅行,做一些高端攻略。或者,做做公益,開個咖啡館什麼的,也會是一種選擇。

如果再來一次,您還會選擇脊柱外科嗎?

MAY BE。我從來不喜歡“我為XX而生”的說法。我對女兒說,要有這樣的自信,不管命運把你拋在哪裡,都至少要做到中上水平,這是一種基本素質。如果沒有這個自信,那麼即使選擇了自己喜歡的專業,也不見得能做好。

採訪/唐曄  編輯/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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