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杜祥琬：固廢資源化利用可優化能源結構
10月10日，《威海市“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實施方案》發布，入選“無廢城市”建設試點的“11+5”個城市和地區先後出台了建設方案。“無廢城市”與能源有何聯繫？對城市的綠色發展起着什麼作用？“無廢城市”的首倡者，中國工程院院士、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專家委員會主任杜祥琬近日與記者分享了他的調研歷程和觀點。
固廢是放錯位置的資源
可資源化利用
記者：今年“垃圾分類”成為熱詞，您提出“無廢城市”的背景是什麼？
杜祥琬：垃圾的專業表達叫固體廢物，簡稱“固廢”。固廢包括三大類：工業固廢、鄉村廢物、城市礦山。據統計，我國目前各類固體廢物累積堆存量約600—700億噸，年產生量超過100億噸，且呈現逐年增長態勢。
從生活垃圾來講，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佔比57%，總體資源化率不高；農村生活垃圾仍有很大部分的建制村生活垃圾未得到治理；大量農業秸稈被廢棄、露天焚燒，成為城市大氣環境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建築垃圾隨意堆放或臨時堆置的現象在各地非常普遍，建築垃圾中的鋼筋鋁材等具有較高資源化價值，而我國一般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率僅為53%。
如此巨大的固體廢物堆存量和年生產量，如不進行妥善處理和利用，不僅將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對資源造成極大浪費，甚至將對社會造成惡劣影響，而固廢是放錯位置的資源，可以資源化利用。
記者：我國建設“無廢城市”的意義和可行性如何？
杜祥琬：應該把廢棄物分類資源利用的程度作為現代化的一個必備標誌。垃圾分類和建設“無廢社會”是生態文明建設內在要求，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效抓手，並且綜合效益顯着著。
首先是環境效益，垃圾簡單堆放填埋，造成地表水污染並貢獻霧霾和溫室氣體，而垃圾焚燒發電替代無沼氣回收設施的露天填埋方式，有確定的溫室氣體減排效能。有計算表明，減排強度為每噸垃圾發電可以減少0.11噸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是經濟效益，固廢利用可形成多個產業鏈條，是環保戰略新興產業。僅鋼鐵的回收再利用，可使我國鋼鐵資源的對外依存度由60%降至30%。以資源化利用節約能源，以能源化利用優化能源結構，我國2013年再生資源回收1.6億噸，總值約6000億元，摺合節能1.7億噸標煤；生物質氣體能源潛力可達3000億立方米，推動分佈式低碳能源發展。
第三是社會效益，這是我最重視的方面。一是有利於公民健康，使公民有獲得感。二是有利於社會安定，從根本上解決垃圾污染帶來的社會衝突。三是提高公民素質，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善待自然的心靈。四是改進社會治理，推動社會的現代化。
我國城市垃圾處理
經濟性和排放標準已有提升
記者：“無廢城市”“無廢社會”的具體內涵是什麼？
杜祥琬：“無廢社會”的內涵是通過創新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及構建固體廢物分類資源化利用體系等手段，動員全民參與，從源頭對廢物進行減量和分類，並將產生的廢物通過分類資源化充分甚至全部得到再生利用，從而使整個社會建立良好的廢物循環利用體系，實現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共贏。
“無廢城市”試點建設是建設“無廢社會”的第一步。“無廢城市”是通過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續推進固體廢物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最大限度減少填埋量，將固體廢物環境影響降至最低的城市發展模式。“無廢社會”是社會進步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社會進步必然達到的目標。
記者：發達國家和地區有什麼樣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杜祥琬：國際社會對“無廢社會”有類似的提法，目標和願景是一致的，比如歐洲提出“零廢物計劃”，日本提出“循環型社會”，新加坡提出“零廢物”國家願景等。在瑞典，99%的垃圾可以再利用，36%進行回收再利用，剩下的14%進行生物技術處理，再剩下的49%進行焚燒發電，最後只有1%進行掩埋。他們相信垃圾就是能源，“四噸垃圾等於一噸石油”，使瑞典今後20到30年可以擺脫對石油的依賴。美國Waste Management公司在固廢處理行業營業收入全球第一，實行了垃圾收集轉運、垃圾焚燒發電和垃圾回收利用的“三駕馬車”模式。
這些國家和地區建設零廢棄社會的做法對我們的啟示，一是頂層設計規劃引領，明確戰略目標；二是立法政策，配套建設完善的法制體系；三是政府主導，財稅激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四是標準完善，規範產業健康發展；五是科技創新強化支撐，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六是重視教育普及宣傳，建立有效的民眾參與機制；七是承擔國際責任，加強廢物管理，防範污染轉移風險。
記者：在國內的調研中，您注意到哪些比較好的案例？
杜祥琬：農村垃圾能源化利用的企業典型例如山西易通環能科技集團，將農村廢棄物資源化利用一站式處理，將農村垃圾、畜禽糞污、秸稈、污水和廢塑料薄膜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五合一”，適合農村垃圾分散、就近處理的特點。
城市中的案例如山東威海的智能資源回收房，不僅能分類收集垃圾，還為居民提供智能延伸服務，使回收垃圾量減少30%—35%，乾濕垃圾分開后，干垃圾焚燒成本降低，濕垃圾則可製成肥料或者沼氣。
我國城市垃圾處理方式显示出了焚燒替代填埋的趨勢，經濟性和排放標準都有上升，也拉動了鍋爐等設備的生產，推動了技術的創新和進步。2011年我國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為109個，2017年已經到了286個，處理能力也從每年2599萬噸上升到了2017年的8643萬噸。
無廢城市建設需制度的硬約束
和文化的軟約束相結合
記者：您認為我國目前無廢社會的建設存在哪些問題？對此您有哪些建議？
杜祥琬：確定的“11+5”個試點城市地區各有特點，類型不同，情況不同。當然目前也存在突出問題，例如資源化利用率較低，未形成應有規模，產業缺少規劃和目標，和“無廢社會”的長遠目標相距甚遠。突出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基礎不牢，如法律制度標準、監管投入等；二是創新不夠，經濟性有待提升；三是社會參與度不高，認識不足，“鄰避”效應凸顯。
建議一是加強頂層設計，納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將“無廢社會”確定為我國的發展目標之一，納入規劃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夯實基礎，完善制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明確如垃圾資源利用需達到的排放物指標等。三是加強監督，設立從事固廢資源化的專業人員和機構。四是加強數據統計等基礎性工作。
記者：作為“無廢城市”的首倡者和踐行者，您這幾年的感受是什麼？
杜祥琬：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處在關鍵期、攻堅期和窗口期，對垃圾處理作出統籌部署，有助於資源回收利用，改善人居環境，倡導低碳生活方式，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無廢城市的建設是長期努力的過程，道阻且長，但行則將至。需要把制度的硬約束和文化的軟約束結合起來。由“無廢城市”走向“無廢社會”是美麗的事業，更是艱巨的事業，會碰到多重困難：技術的、資金的、管理的、社會的……涉及深層次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走向“無廢社會”需要一大批人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克服各種困難，付出心血與智慧，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
（文章來源：中國能源報）
(責任編輯：DF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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